无农不稳。中国要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走向海洋文明，这一切都离不开“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一方面，我们看到2002-2005年间，中国城镇“大岛指数”不断增加，但从2005年后总体呈下降趋势，至2011年基本下降到2003年的水平；另一方面，今年1月至9月，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实际增长幅度同比明显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同比则有所回落。如果按照这种态势，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反弹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以下两点：2011年国家将农村贫困线提高到2300元以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估计超1亿人，而不同地区农村间的收入差距更在不断扩大。
这些天，坊间热议“基尼系数0.61”的真伪，但不争的是，城乡基于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收入差距。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我们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目标鼓舞人心，但也正如学者所言，“更应该明确收入增长目标的人群是低收入者”。道理并不复杂，如果只是在实际收入上“倍增”，差距还在、鸿沟还在，基于贫富分化之上的社会问题并不能因此而纾解。
一个道理显而易见：收入倍增，农村更要“跑得快”。
首先，农村在收入倍增中“跑快点儿”，是提振2013年开局经济及激活中国经济内生力的必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事实上，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轮番上演，长期支持我国高增长的外贸对经济拉动效力已然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必须要转化到“内需”上来。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国际社会，经济增长10个点中消费需求会占6到7个点，而我国恰与此相反。
其次，农村在收入倍增中“跑快点儿”，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向深度推进的物质保障。今日的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化”、亦非无定语的“城镇化”，用顶层设计的话说，“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从‘乡’到‘城’的重要转变”。那么，将农村的公共供给、资源配置均等化、城镇化，而不是以地产经济为主导拉动土地财政的泡沫化，也许更能减少所谓“软硬着陆”的风险。农民富裕了，农村面貌改观了，农业现代化落地了，新型城镇化才能成为有源之水——不然，将收入差距悬殊的农民从身份上标记为“市民”，又有多大意义呢？
此外，农村在收入倍增中“跑快点儿”，是收入分配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0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303元。《2011中国薪酬报告》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对农民而言，收入来源单一、劳动所得占比孱弱，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更在社会形态上危及秩序大局。常识而言，一个合理的社会形态应该是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而我国社会结构模式却呈现出“哑铃型”特征，农村不能更快速地富裕起来，那么，基于物质差距上的诸多问题就难以真正解决。
收入倍增，目标暖人。要让这个“倍增”的目标兑现更大的经济社会价值，最关键的不只是倍增多少，而是在“实实在在的增长”中、如何让农村跑得更快点儿。这也是最牵动人心又鼓舞人心的社会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