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影像中的大学生村官们

　　新桥镇“火”了。
　　
　　一周前，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一次外出调研，就来到了这座位于江苏江阴、总人口不过6万人左右的江南小镇，调研主题——城镇化。而村民们发布的李克强在新桥镇的照片和视频，成了微博上的大热门。
　　
　　在新桥镇的街道上，随便拉上一个老百姓，就能说上一段“总理在新桥”的见闻。
　　
　　“总理就在外头，很多人都出去握手拍照了，我只能待在里头站柜台。”说起当时的情况，新桥镇绿园社区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严海英非常懊恼，她当时在社区睦邻中心办公，负责接待来访群众，不能擅离岗位，“可惜总理没有进来看看我们的社区服务。”
　　
　　绿园社区是新桥镇2001年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后新建的第一个村民集中居住社区，这里居住着全镇所有10个行政村中率先响应政策进城的农民。现如今，他们身上的新标签是“新桥镇新市民”，与其他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统一的医疗、养老保险政策。
　　
　　上世纪90年代初，这座小镇所在的江阴市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集镇集中、农田向种养大户集中”的城镇化发展“三集中”思路。如今，小镇的“三集中”实践也已进入第13个年头，规划中将要建成的“四大社区”目前完成了3个，城镇化发展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而这一关键阶段的城镇化，多了活跃在基层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一颗颗大学生村官“螺丝钉”们的协助。
　　
　　只要村民在村一天，就得把服务工作做到位
　　
　　入住干净整洁的新建社区、不用再种地、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医保待遇、退休能拿工资……尽管政府开出的“进城”条件优越，但总还是有人不愿意。这正是为什么常住人口仅两万余人的新桥镇搞了10余年城镇化，仍未能把所有农民都引入城里居住的重要原因——一切遵循农民自愿原则。
　　
　　“只要你不愿意，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郁桥村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钱烨现在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给村里那30%不愿拆迁进城的村民做思想工作，“软磨硬泡”。
　　
　　一旦有机会和村民接触，钱烨总是不遗余力地要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和村里的年轻妇女聊聊天、定期上门统计计生情况、给村民们发发免费避孕套，每次出现在村民面前，钱烨总是满面堆笑，“村民跟你关系熟络了，再上门谈拆迁的事儿，总不好意思拒绝你。”
　　
　　一个绝招是，不管村民是否愿意拆迁，只要村民在村一天，就得把服务工作做到位。这招儿有点“以德报怨”的意思。
　　
　　危房房主孙千（化名）就是这样“被感动得”拆迁的。那次台风来袭，村里提前找到孙千，把一家三口安置进宾馆居住，送水、送饭。这次之后，因为没钱给新房子装修而始终不肯拆迁的“钉子户”孙千竟然同意拆迁了，“没想到自己一直赖着不走，村里还一样体恤他，他挺感动的。”钱烨说。
　　
　　马嘶村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周陶花也在忙着类似的事儿——说服全村200多名村民上城镇社保。每户人家她都要跑上好几次。最多的一次，她往一户村民家跑了近20次，“第一次他还听你说说，后来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高兴再听下去了，反正就是不上保险。”
　　
　　上城镇社保后，看病给报销、拿退休工资，乍一听是件好事儿。但实际操作起来，有些村民不愿意，“失地农民一次性有两万多元补助，这笔钱退休后按每月430元发放给你；上城镇养老险，很多村民要补交10年至15年的保险费，搭上两万多元补助不算，还要补交好几千块。”
　　
　　5年村官干下来，周陶花练就了一身“算账”的本领。每到一户村民家，她都会给村民算一笔听上去复杂、实际思路清晰的“收益账”——城镇养老金每年以10%的速度在涨，失地补助的养老金却是固定不变的。
　　
　　除了会算账，还要“腿勤”。一段时间以来，每天傍晚，大学生村官们都要到“钉子户”家里打转，那时，外出工作的村民们都回家吃饭了。
　　
　　“正巧遇上他们吃饭，就从饭桌上的菜开始聊起；如果孩子刚好放学回来，就聊聊教育问题；对方如果特别热情，就厚着脸皮坐下吃两口饭再走。”六保村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薛丽娜在专门就拆迁、社保事宜找村民谈之前，总是先用“常来常往”策略，先混个脸熟，“大家熟了，喜欢你，事情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