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夺命暴雨后的筵席与思考-新闻-农民网

　　暴雨夜
　　暴雨令他们几位放松下来，可以与我安心深谈。
　　“京漂”之夜，我们吃的都是“在河上”餐厅最拿手的湖北土家菜。
　　依北京的消费，这里的价格实在是很低廉的，但同桌的“京漂”们都还是说有点贵了，纷纷要我划去价高的几道。
　　餐前唠嗑，我再三说明，这顿饭别无他意，只是一顿工作餐，也可算是谢师宴——作为中国改革史的观察者，我需要他们这样的老师，为我讲授最重要的一课：中国改革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与感悟。
　　5人中，网名“米酒先生”的小邓，寸头、拖鞋、汗衫、短裤，一副北京胡同串子的装扮，却是湖南永州人。他曾在南方做过房地产企划，见过市面更见过钱，最后却选择了在北京做米酒，依靠家传的手艺，再靠自己的创新，比如把法国玫瑰加入米酒。4年下来，这位“京漂民工”的米酒，虽然包装极为简单，却价格不菲，每斤上百元，在北京的白领和金领、尤其女性中成了一种时尚潮流，甚至打进了某500强公司的内部福利清单。我们在微博上“互粉”多年，他对我的改革史研究非常关注，并且颇有独到的见解，去年还专门在他的客户群中帮我组织了一次读书会，其米酒外观之简陋与客户群之高端，反差极大，令我大跌眼镜。
　　“米酒先生”的两个姐姐，一个嫁在湖南老家，一个嫁在河北石家庄，走南闯北，也是见惯了人情和世态，如今都在北京帮助弟弟创业。她们以女性的细腻，观察和见证了农村基层改革的不少细微之处。
　　邓家三姊弟之外，还有一位从事快递的董师傅，山东人，在东北长大。他在北京干了多年快递员后，成为某快递品牌的地段代理，对“辖区”内的机关、企业和居民小区门儿清，生意忙得连初中刚毕业的儿子也从老家来京助阵——儿子本是想到京读书的，在京后发现上学门槛太高，暂时搁浅了。董师傅说，他的一个快递兄弟，在三轮车上刷的标语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送快递”。这令他很是感慨，希望儿子能体验到快递的艰辛，努力读书。董师傅对都市最为了解的领域，是电子商务，多年来的快递经验，令他亲历了网商的崛起，对这个领域他的见解虽然还比不上马云，但或许更为具体而微。这天如果不是下暴雨，董师傅还真没时间来吃饭——他的“辖区”内，仅某个在家办公的网商，每天的发货量就至少在500单以上。
　　还有位从事运输的朱师傅，陕西人，来自革命老区，却在红色首都开“黑车”。他一般只接些送货的活儿，偶尔也接些送人的活儿，车虽“黑”，经营得却很红火，因为多年的诚信运营，收获了不少回头客，政府也往往手下留情，只要你不在市内拉客，一般也不干涉。朱师傅全家上阵，起早贪黑的，居然已经购置了两辆车，一辆是金杯，另一辆是依维柯。他的小孩则在北京上了学，他说这令他很意外，因此而对首都充满了感激和亲切。尽管为了省钱，他们全家只能在西四环外租房，好在有车，来去倒也方便。同样地，如果不是暴雨，他要来吃这顿饭的话，车钱的“营收”会大大受损。
　　暴雨令他们几位放松下来，可以与我安心深谈，而同样的因为暴雨阻隔了交通，已经约定的一位卖米的兄弟和几位已经跻身白领的“高级农民工”，都无法到来，也是一大遗憾。
　　他们5位加上搜狐的一位朋友及“在河上”的年轻女老板，7位“京漂”与我这个“澳漂”一道，伴着窗外的倾盆大雨，尝湖北土家菜，品法国玫瑰米酒，相谈甚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窗外，这个首都正在成为真正的“京漂”，一个“看海”的新所在。
　　秀?
　　在饭局满天飞的中国都市，农民和农民工似乎是绝缘的。
　　与农民工们一起吃饭，对我来说，当然并非第一次。
　　无论父系还是母系，祖辈那一代都是农民，区别也只在于我爷爷是浙南大山里的“贫农”，而我外公则是浙中盆地上的“地主”——所谓地主，无非是有地的农民而已，因此，我家至今也是“谈笑有乡贤，往来多农民”。
　　与农民吃饭，客套是自始至终的一道“主菜”。旧时江南民穷，很多地方的农民在春节虽都备了鸡鸭鱼肉，却往往只烧到半熟，绝对不能真吃，也吃不得，有客来了拿出来摆台面，如同当下的很多政绩工程一样，看看而已。
　　大学毕业后进机关的头一年，我在海边某乡镇蹲点，发现中午的食堂伙食中，天天有螃蟹。我起初还以为这里靠海，螃蟹许是不值钱，机关食堂多做些，大家爱吃。后来到菜场看看，才知道螃蟹在此地也是奢侈品。而等到了村寨中，在农民家搭伙吃饭，才发现这里尽管是鱼米之乡，农民们也还是吃点咸菜下米饭，那碗肉也是单独为我们才加的——我们搭伙支付的伙食费，一天的标准就够他们吃一周了，所以家家户户都欢迎我们去搭伙，而我们一般总是只能搭伙在村支书或者妇女主任家中。那时与农民吃饭，确切地说，其实也只是与农村干部吃饭，不过，村干部与普通农民的区别，估计就如同“富农”与“贫农”的区别，并不十分显著。
　　不同的人群，在舌尖上感悟到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从乡镇干部这一层，中国农村的舌尖体验才出现了本质上的飞跃，有了超越个体支付能力的吃饭资本。在我长达10年的体制内生活中，即便在抗洪救灾的危机时刻，乡镇干部也往往能整出个酒席来，慰问和自我慰问相结合，并且以自我慰问为主。体制内的各级官员，与农民吃饭的极限距离，也如我那般，只是与村干部吃到一口锅中而已。在每年天价般的公费吃喝中，当然都是为了“沟通”，但是这种“沟通”中，有多少是为了真正与农民沟通呢?
　　在饭局满天飞的中国都市，农民和农民工似乎是绝缘的。当“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倡议发出后，首先遭遇的并非仅仅是欢迎，而是伴随着强烈的质疑。最初的网络舆论，不少人都质疑倡议者在作秀，即便当这一活动得到了极大响应后，这种质疑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