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夺命暴雨后的筵席与思考-新闻-农民网

　　质疑的根源，我觉得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普遍想法;二是认为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多多，吃饭其实什么也解决不了，所以干脆也别做了。这是两种极端消极的想法，前者容易导致对任何做事的人进行嘲讽、挖苦甚至打击，最后搞得谁也不做事，那些无所作为者则似乎成了最没有“恶意”的人——虽然他们也同样没有、或者说没有展示善意。后者则导致“善小而不为”，最后依然无所作为。
　　其实，“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倡议者或许有点天真，有点书生气，甚至或许真如有人揣测的那样有点小小的功利心，想作点秀，但这种能增进、至少不伤及公共利益和沟通的秀，有什么不好的呢?这种秀如能形成了风气，形成了氛围，形成了力量，就会推动实际的变化——总归比一味批判或者一味坐等更有意义。如果做得认真、踏实、认死理，秀也就能成为规则和框架了。就算“作秀”，一起作作何妨?一个连“无害作秀”的“善”都无法容忍的人，他的心要达到怎样的寒冷呢?如此“寒心”之下，要指望他采取超越键盘的任何行动，估计也是妄想。
　　小崔
　　对于他能否顺利“请客”，我在威海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7月21日的聚餐之后，出了餐厅，我们才发现北京已经成了泽国。多亏朱师傅开着他的金杯车，将我们每个人一一送回去。有的路段积水严重，不少车已经在水中趴窝，他很仔细地在积水中辨认水位低的地方，或者干脆绕道，小心翼翼地，如同他刚到京城时探路一般。
　　回到宾馆，我才知道这场暴雨已经成了夺命杀手。
　　7月25日，甲午战争打响的第一天，我在威海刘公岛上，凭吊北洋海军。搜狐的官微“请农民工吃顿饭”发出了一则帖子：
　　“在京港澳高速受灾最严重的南岗洼路段，这些民工兄弟用30个救生圈、麻绳救了上百名危在旦夕的游客，当获救者自发凑钱近万元向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拒收了……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脊梁，中国良心!谁来做东请他们吃顿饭?
　　对于“请农民工吃顿饭”官微所发出的号召，崔永元很快就出来响应，表示要请那150多位民工吃饭。但是，对于他能否顺利“请客”，我在威海也为他捏了一把汗。毕竟，之前参与“请农民工吃顿饭”活动的，以学者为多，公众关注度没这么高，所请的农民工人数也很少。崔永元的高知名度以及“7·21暴雨”本身、尤其农民工救人事件所吸引的极大舆论关注，毫无疑问增加了这一“群体性”吃饭的敏感性，这顿饭能顺利进行而不被视为“添乱”吗?
　　那天我在微博上回应了小崔：“崔永元此次如果请客顺利，不仅是搜狐‘请农民工吃顿饭’活动的一大里程碑式进步，或许还开创了中国民间表彰的先河——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权力，之前是被垄断的，民众则只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义务。这次如打破了这种垄断，民众也开始享受表扬和自我表扬，这顿饭的作用就大了。”
　　这顿饭，对很多人都是小小的考验，结果似乎都还不错。
　　我在威海得到的后续消息，是小崔的团队在按部就班地选择酒店，首先要离民工们驻地近，免得奔波，其次要足够大，能容纳150人以上，第三还要在食品安全上完全过关，绝对不能在这方面出现任何闪失……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
　　饭局确定在了7月30日晚，小崔甚至还定好了饭局的主题：“危难当头你伸手，表示尊重敬杯酒”。我收到了通知，希望我回京充当其中一桌的主陪。这是当仁不让的好事，于是，赶紧调整行程，终于赶在30日的下午赶回北京，驱车穿过了京城的又一场暴雨，提前到达了相当偏僻的丰台南宫村。
　　晚宴开始前，我和小崔坐着聊天。后来记者们赶到了，把他围住。我记得小崔在回答一个记者的尖锐提问时说，他反对那种将民间和官方动辄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官方做官方应该做的，比如抗洪救灾，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批评;而民间则做民间应该做的，比如请民工吃饭，不能混淆，如果把这样请客吃饭的责任也交给了官方，那就不合适了。事后，这段回答似乎没有在任何地方见报，估计是记者本人觉得不够劲道?
　　地气
　　两次陪农民工吃饭，对我的改革史研究来说，的确是“接地气”，他们那里有着最为鲜活的底层生活样本。
　　在这场被广泛报道、并因韩红的献唱而吸引眼球的大饭局中，我担任第9桌的主陪。同桌的英雄民工们来自四川南充，主要的就是杜泽义一大家子，杜家两兄弟、各自配偶，以及表弟和侄儿，一家6口，在那个风雨之夜，都义无反顾地跳进了京城的洪水中救人。
　　我没有向他们询问救人当晚的任何情况。几天来他们已经谈得很多了，即便在饭桌上，也有不少记者围着他们采访。在离开记者话筒和镜头时，他们似乎更愿意谈的是打工的艰难和对生活的憧憬。
　　杜泽义就反复地问我，讨薪这种事情，法律上究竟是归哪家管理?他说，他也知道应该先找劳动部门，但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地方的劳动部门往往让他们寒心，并不是向着农民工、向着法律，而多是和老板们穿一条裤子，告了也是白告。在外地打工时，他们常常是辛劳一年，最后却无法回家过年——因为还有相当大的一笔工资被扣在老板的手里。
　　在这个沉重的话题面前，我感觉自己十分无力。我甚至没告诉他，在澳洲任何“民工”都基本用不着讨薪，哪个老板敢欠薪，基本上是商业和法律上的双重自杀，无论在“劳动部门”还是司法机构，劳动者维权成本低、时间短、见效快——我计划还是将一些具体的案例写出来，或许更有意义些。
　　两次陪农民工吃饭，对我的改革史研究来说，的确是“接地气”，他们那里有着最为鲜活的底层生活样本。
　　比如我了解到，被普遍叫好的农村医保，在一些地方执行时就变味了。实行医保后，农村卫生院的医药费普遍涨价，实质上吞噬了医保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以至于一些地区的农民看病时可以“讲价”——不要医保就便宜些，要医保就贵些;
　　比如我了解到，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虽然可以安插到任何公立学校，却要求家长有至少4~5年的本市暂住证明，而这对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有操作层面的极大难度，最后成了一道很难逾越的手续壁垒;
　　比如我了解到，“上访-截访”成了一种猫鼠游戏后，有些农民工想回家了，就想到了搭“截访”的便车，只要跑到某个信访局自称上访，就立即被地方截访人员带走，免费回家，比排队买车票还便捷，而负责截访的人(确切地说是“承包截访的人”)也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了不菲的报酬;
　　这一切，如果不是面对面，又能从哪里去听得到、看到到、想得到的呢?
　　在“7·21”晚的小饭局中，几位“京漂”民工们最后自我总结说，尽管国家有很多问题，他们还是希望国家好，有问题大家一起克服，千万不要乱。我当时真是被这句话雷到了——这与我近些年回国交流，从大量政界、商界精英们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看来，“共识”其实果然是有的，关键是如何发掘、维持并推进。
　　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农民以及农民工要求是那么低、那么朴素，他们已经承担了中国改革的最大成本，却分享了最小的成果。这个谦卑、低微却极其庞大的人群，其实是未来中国的真正稳定器，他们富，则中国富;他们强，则中国强;他们稳，则中国稳。下一步改革中，他们是否能真正、足额分享到改革应该带给他们的好处，是衡量改革成败的关键。而只要“农民”依然被当做低微身份的代名词，而非一个普通的职业，崛起和中兴这样的宏大词汇都只是纸上空谈而已。这一过程中，充分的沟通就是避免中国死水化的首要前提，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避免从思想到政权的枯萎乃至凋亡。
　　舌尖上的民工，不仅是共享一顿饭，也不仅是共享一个话题，或许更是共享一个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