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良：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构建现代农业的基础，关键是如何选择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方式、程度与速度。
事实上，承包制一开始，就意味着土地流转。1984年的一号文件就规定，个人不愿意承包的地，集体可收并重新转包，也可个人直接转包。1986年规定土地可以流转给大户，以进行适当的规模经营。1993年对规模经营进行了规定，即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此后，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土地流转问题若干规定和《土地承包法》，提出协商、自愿、有偿三原则，规定承包户为流转主体，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强迫或阻碍承包户进行土地流转。从2005年起，中央又颁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其流转行为进行了规范，但较为笼统，对流转方式和期限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后来，又明确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对如何支持土地流转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也缺乏对失地农民利益的保护措施。目前大家对土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已较为清晰并达成共识，但如何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仍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重庆、成都、深圳、浙江等地都在进行尝试，广西也在甘蔗地里进行试验。就广西来说，目前土地流转有不同模式，有蔗农直接流转，政府引导、集体和农户结合，糖厂与蔗农协议，外来资本、种植大户与合作社共同经营，蔗农、糖厂、政府联合的流转模式，都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不足和成本加大，土地急需流转以实现机械化耕种；但另一方面，仍有部分农民依靠土地为生，尽管部分劳动力已转移城市，但担忧“失地”顾虑重重，为保持其完整性，他们或许要接受被动流转。因此，广西在选择进行流转地块时，偏重选择那些劳动力已经出现明显匮乏或地多人少的地块进行，相关矛盾不太明显。但随着流转的深入，一系列问题会凸显出来。
地方确实存在由于相关评估机构严重缺失，导致土地流转的不规范行为，如“廉价工业用地”“圈地”“非粮化、非农化”等现象。相关部门不倾向于向外来资本授予产权相关证书，外来资本能否长期经营其流转获得的土地仍存有不确定性，再加上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严重滞后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种种因素叠加都对规模化经营的土地相对集中构成了制约。
《财经》：你所谈的似乎涉及所有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包括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人说，美国人少地多，中国人口基数大，土地相对稀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照搬美国的大规模生产模式。
陈章良：中国和美国资源禀赋不同、国情国力不同，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也可能不同。我国确实耕地紧张，人均耕地仅1.38亩。近年虽然农村劳动力部分转移，但呈梯度状，并受我国城镇化水平、机械化程度、工业化进程、劳动者素质等种种因素制约，即使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60％－70％（目前客观数字应是35％左右），农村人口也可能不少于4亿。鉴于此，短期实行土地大规模经营肯定不行。但我们也不可因此陷入另一种看似正确却实属误区的歧途，即简单关注于抽象的“规模化、机械化”等概念，却忽视研究和比较西方国家现代农业发展中真实的历史过程。
美国现代农业转型起始于18世纪到19世纪，即使是20世纪，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呈现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就拿美国南部机械化对农业体制变革的影响来说，从内战到1920年的长时期里，南部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工具数量少、机械缺乏，农具价值低，当时的农业体制主要以种植园主的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实现以个体家庭劳动方式为特征的租佃小农场制，西方人也称作“旧式租佃制”。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机械在美国西部地区被发明和广泛应用，南部一些地区机械化初露端倪，导致种植园土地整合，劳动方式发生变化，即大部分佃农“失去”土地，去外地谋生涌向城市，或部分留在种植园成为雇佣农业工人。这种劳动方式的转变，为大农场制发展奠定了实质性基础。
而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政策偏向于大中型农场和种植园，主要进行价格扶植，使农场主有钱购买机械并大量使用机械化代替人力，实质上改变了土地与人的关系、经济规模和经营分配方式等，农场数量骤减且面积剧增。与此同时,机械化开始向纵深发展，不仅对原有机械进行改造，而且关注于机械的发明推广，尤其是对南部农业起革命性作用的摘棉机，为植棉业和种植园的进一步变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南部农业体制深刻地变革，内战结束以来以个体家庭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租佃小农场制，最终被以雇佣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现代大农场制所取代，农业土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所有权变动。虽然这一体制变革发端于20年代，并在罗斯福新政后形成某种地区性的风潮，但真正的变革浪潮却出现在“二战”以后的20年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