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任何变革都有其内在自身逻辑和动力所驱使，你似乎尤为强调机械化对农业体制变革的关键作用。
陈章良：任何简单拒绝和盲目推崇西方概念都是不可取的，但西方现代农业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启示性经验，其功能是帮助我们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过程的真实演变和逻辑关联。
首先，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首要条件，除土地相对集中的资源、技术条件外，就是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和农业人口压力的缓解，反之转型不可实现。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推广不仅受到抑制，而且使用机械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矛盾。巨大的农业人口压力，必然阻碍农业技术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从而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所以，现代农业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人口的战略转移密不可分。
在我看来，“谁来种地”问题的提出，恰恰表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中国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大好时机。逻辑是这样的，由于农业中劳力不足，劳动力价格和成本提高，促使农民探索采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而农业机械化的广泛应用以及对机械化好处的体验，又会极大地扩大土地和大农场规模，置换出大批劳动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与农场规模密切相关。
其次，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不同、经营规模不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的过程，但机械化才是变革农业经营体制的根本推动力量。机械化不仅意味着购置机械、以机械代替人力和畜力，更重要的是，意味着重新组织农业生产程序、改变人与土地的关系。具体来讲，意味着更大的农场、更多的资金使用以及劳动力的不同配置。同时，机械化还要求更多的非农和技术投入、经营管理技能培训等。随着那些文化程度较高、见识较广的农业专业大户开始购买农业机械时，他们会意识到旧的农业经营体制已不合时宜。为提高生产率，在机械化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农业体制的变革已为时不远。某种程度上讲，农业体制变革是农业机械化的内在要求，农业机械化是农业体制变革的直接推动力。
《财经》：相较于西方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中国农业的现状和阶段是什么？
陈章良：客观而论，中国前30年农村改革实际上解决了困扰着中国传统农村和农民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解决了“耕者有其田”问题。“包产到户”及家庭联产承包制，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继上世纪50年代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之后，第一次从根本上释放并回归了劳动力作为资源转化资本、创造收入的功能。二是2006年全国开始免征农业税和免去农民其他税费，解决了农民的税赋问题，同时国家对农民开始进行直接补贴措施。
准确评估中国农业的现状不仅应看到中国农业进程的历史纵向，更要与全球的横向局势结合起来。
我认为，历史已经再次将农民和农业问题推到中国变革的十字路口。中国无路可退，只有将“国际化农产品”的外部压力转化成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动力，抓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契机，以土地流转为切入口，建立起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基础，促进机械化带动农业经营体制的实质性转型，国家才能有效应对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而构建中国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加快农业经营体制转变、保障国家主要农产品和政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逐步实现农村和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之下，而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才能得以健康推进。
从农业透视中国，可清晰诠释其症结。应对国际压力，除“守住红线”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能力建立起自身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发达农业，至少现阶段要努力构建起基础。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不应视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障碍，而应成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公共产品供给、健康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过程，不能让农民“农民做不成，市民也做不成”。例如，农民工问题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但在制度层面上至今未作出任何重大改变，农民仍然被排除在城市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之外。事实上，农村劳动力进城受阻，不能落户，政界学界在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并无分歧，但似乎政策上无力改变目前城乡二元结构、身份歧视的现状。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时期，决策者必须决定哪些是优先问题，并作出优先的政策抉择。中国需要一个能够面对挑战且现实的战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