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把样本农民的职业分成务农、务工、做生意、教师及其他五类，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务工、教师及其他职业农民的幸福指数十分接近，而做生意农民的幸福指数居中。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认为，这源于务农农民主观上的幸福感，包括生活的乐观和内心的安宁满足。
邓大才分析，民工潮之初，进城务工的农民告别了土地，开始在城市的全新生活，经济收入改善明显。但是近年来，随着进城务工人员在外闯荡，眼界开阔，需求自然增加，在城市的相对落差变得明显，收入较低、工作环境差、工作强度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一一凸显其“过客”身份；而此时，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大量的惠农政策相继出台，务农农民的幸福感自然不断增强，“一增一减之间，折射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变迁”。
调查还显示，在农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的今天，“和村干部能平等对话，自己的意见在村里更有分量”成为当下农民新的诉求。湖北广水市一个村的村民对调研人员说：“村里的事务从未公开过，连村干部是怎么选出来的、上任后分管什么工作，我们都不知道。”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说，部分村干部认为，他们为村里干了实事，却还是受到村民的抱怨，是典型的“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他们不知，改革开放多年来，农民的生活条件好了，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希望在村里说得上话，说的话管用”。徐勇说。
该报告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平台，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200多个村，调查了3648位农民，数据来源于连续4年的跟踪调查。
该项调查涵盖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生活状况、社会环境、幸福信心等方面，包括30项指标，其中受关注度最高的3项分别是：环境卫生、生活便利、社会平等。而作为传统观念里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收入状况，在此次调查中排位相对靠后。
调查还发现，从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幸福指数依次递减。(任路 本报记者 雷宇)
